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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直人的“战争”——日本抗震秩序如何形成

来源:http://www.0411tengda.com 责任编辑:www.ag88.com 更新日期:2019-07-18 09:57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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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强震中日本国民的表现,与其简单地归因于高素质,不如归因于强大的制度保障。

  3月11日,日本内阁正在东京上议院接受财政预决算质询。东京时间14:46,地震波开始激烈摇曳政要们头顶的吊灯。就在前一秒,日本数以百万计的手机齐声鸣叫,拉响了里氏9级大地震的预警信号。

  地震、海啸、核泄漏,从来没有任何一场灾难,以这种多重叠加的方式降临。在“二战”战败之后,一场最大的危机已然横亘日本面前。

  然而,恰如战败之后的迅速崛起,这个素为我们质疑的岛国在震后的种种表现又一次震惊了我们。

  但这显然不是菅直人的胜利,曾经先后在日本学习、任教长达6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星宇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强大的制度保障才是日本抗震的秩序“源头”。

  在赶往官邸的路上,他接连发出4项简短指示,核心直指确认灾情、保障子民、指导避难、恢复交通并全力营救。

  当地时间15时开始,各省大臣参加的紧急会议持续了8分钟,明确多股力量参与救人;又过了6分钟,根据减灾法律,紧急灾害总指挥部成立;菅直人在明确向自卫队表达“尽最大可能深入灾区”后,参加了指挥部会议。

  随后,菅直人发表了地震发生后的首次电视讲话。在这次仅数分钟的简短讲话中,菅直人表示,政府有关部门将竭诚合作,动员所有资源,尽全力减少地震所带来的损失和人员伤亡。

  其间,一份令人忧心的文件放上会议成员案头,拉长了会议时间。距离震中最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传来情报,因为交流电源丧失,其中三个机组可能无法进行拉闸后的反应堆冷却工作,如果高温不退,有可能造成核泄漏。

  当天18:30,菅直人再次发表简短的电视讲话,向日本国民说明官方所知的受灾情况。他在向受灾国民表示慰问后称,日本的核电设施虽有部分在震后自动停止运作,但是截至目前全部安全,没有任何确认的放射性物质泄漏的信息。他同时要求民众冷静应对灾害,及时收听电视或广播消息。

  无法想象菅直人在震后的第一夜是在如何的紧张与繁忙中度过的。12日一早,身着浅蓝工装的菅直人乘坐直升机前往重灾区福岛、宫城两县察看灾情。他访问了堆芯紧急冷却系统出现异常的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并从空中视察地震海啸灾情严重的两县沿海地区。无疑,核电站的安危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而菅直人此行之前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将在核电站听取负责人的报告,掌握受灾情况。菅直人出发后,日本政府内阁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救灾事宜。

  此后,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爆炸,致4人受伤。菅直人在第一时间向媒体发布核电站可能发生泄漏的消息,并将福岛核电厂周边疏散区域由方圆三公里扩大至十公里。

  跟过去三年里的四位前任一样,地震发生前的菅直人也正面临着一场危机。一件关于收受国外政治捐款的丑闻正让他的民意支持率低于20%。但作为此时的政府首脑,这位兽医的孙子、玻璃厂老板的儿子必须果断抉择,尽管他的执政经验并不能超出此前下野的四位前任中的任何一位。

  在汶川地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因其反应迅速、措施得力而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处置不当,曾令小布什面临下台的危机。3月11日的这个下午,整个日本都处于慌乱之中,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盯着菅直人。

  地震发生时,正在东京的《环球时报》一名记者突然感到一阵剧烈晃动,电脑、花瓶等放在高处的东西一一跌落。数分钟内,他靠在墙上根本无法走动。

  在日本,只要发生里氏3级和3级以上地震,各电视台就会通过文字和画面用快讯报道,所以人们一有震感就习惯马上打开电视,过不了几分钟就能全面了解情况。

  作为真正的公共电视台,NHK(日本广播协会)在重大国家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

  电视画面上伴随着宫城电视台内的激烈晃动,是一幅日本地图,几乎全图靠海方面都被红色或粉色的粗线环绕,那是大海啸的警报,播音员用紧张的声音播报着安全注意事项,让住在海边的人们赶紧到高处避难,同时告诫其他地区的人们赶紧关闭火源,离开房间到外面空地避灾,在家里也要穿好鞋,不要锁门。

  没有情绪的渲染,没有悲惨的画面,有的是信息的及时传递和逃生技巧的直观陈述。长期形成的信息沟通机制和良性互动让国民敢于信任政府以及公共媒体。

  日本大学生山本在地震发生后,收到谣言邮件,称福岛核电站的核已泄露,第二天随即下起的雨,让他一度信以为真。而当日本政府发表环境报告,以及在地震48小时后恢复供电供水,立即打消了他的担心。他拍着胸脯告诉记者,“不用怕,仙台很安全”。

  城市的学校则成为避难所,日本东京池袋小学校长坂本晃治说,“地震袭来时,人们总会奔向这里。”

  对这一整套的预警和逃生程序,曾在日本学习、工作达六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王星宇教授对此很熟悉,并在多次低级别地震中学以致用。他说,日本这一方面的努力值得任何一个国家学习。

  大地震对于日本国民的心理重创并不久远,1995年阪神大地震带走了他们约6500名同胞的生命。

  现在听起来像是笑话。阪神大地震发生时,时任首相村山富市还躺在床上,没有人告诉他发生了这一场大地震。直到40分钟后起床,打开电视机,看到各大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才看到浓烟滚滚的神户灾区。村山首相还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打电话给秘书核实情况,首相秘书居然也不知道。

  5个小时后,阪神大地震主灾区所在地兵库县知事接到的警察署的灾害报告是“死亡4人”。而就因为这一个报告,导致自卫队救灾出动延后了整整半天。最后,由一位刚好人在神户的国会议员用手机打电话到自己的国会办公室,然后由秘书通知防卫厅,防卫厅才匆匆忙忙地下令自卫队紧急出动。

  此后即是16年的痛定思痛,日本在中央防灾指挥系统建设方面做出了持续努力。

  阪神大地震发生的1月17日成为全国“防灾和志愿者日”,前后三天为“防灾周”。每年那一天,日本全国各地都要进行有市民和消防队参加的防灾训练,电视台也播放防灾知识节目。首相要亲自参加消防厅组织的灭火消灾训练,并对消防队员进行防灾训示。

  2004年的新潟地震(遇难68人)发生后,日本内阁中设立了由公安委员长兼任的防灾大臣,统筹自卫队、警察、海上保安厅等救灾力量。同时,在中央政府内,设立了由地震专家、央行行长、电视放送协会会长、电信公司总裁、全国红十字会会长和全体内阁成员组成的“中央防灾会议”,由首相亲自担任会长。根据现行制度设计,重大灾害发生时,它应在30分钟之内组建。

  与此同时,大批法律制度相继诞生。以上世纪60年代《灾害对应基本法》为基础,如今,由基本法、灾害预防和防灾规划、灾害紧急对应、灾后重建和复兴、灾害管理组织等五大类组成的防灾减灾法律在日本计有50余项。媒体评论员唐学鹏就指出,此次强震中日本国民的表现,与其简单地归因于高素质,不如归因于强大制度保障下的人性从容,法律不仅将过去零散的抗震经验和举措“整合起来”,使之社会化、系统化、高效化,同时也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安抚性心理预期。

  大地震让世界惊叹日本社会抗震能力的强大和从容,但也没有让这个国家免于痛苦。不管是死者亲属,还是被笼罩在核泄漏危险下的举国民众,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从未间断的质疑与问责。

  甚至就在菅直人身穿蓝色工装,乘坐直升机出现在发生泄漏危险的核电站上空之时,仍有人在抱怨,他影响了核电站的救援进程。

  核泄漏危险的存在则让日本民众感到无形而又无穷的恐慌。在地震发生之后的几天里,王星宇教授一直都和日本的朋友保持着电话和邮件联系。这些居于无形恐惧之中的日本朋友告诉王星宇,“我们不害怕地震,也不害怕海啸,但我们害怕核泄漏,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也不知道该怎样面对。”

  本报特派记者在东京的遭遇印证了王星宇的说法。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在开出了1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600元)的高价之后一度答应送本报记者前往灾区,但了解核泄漏危险之后坚决反悔了。

  滞留东京的本报特派记者耳闻目睹震情之余仍惊叹于东京的繁华和秩序,但他们在随后的采访中也注意到,“平静下还有很多不平静”。东京市中心的五金零售商和杂货店生意兴隆,但那是因为市民们担心店铺关门,在囤积电池和蜡烛之类的基本生活用品。似乎每个日本人都在为随时可能再次到来的灾难做准备。在周一到来之际,日本全国努力开始新一周的工作,希望营造出灾后恢复正常的感觉,“不过这是想象”。因为东京每隔几小时就会发生余震,空荡荡的办公室让人感觉不安,现在大家都想和家人在一起。

  在《环球时报》记者到达的日本仙台一个由文化会馆改成的避难所里,一向善于克制的日本人哭诉,避难所的夜晚非常冷,需要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取暖。对于未来,他尚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13日东京电力公司召开的发布会上,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藤本孝等6名干部现场向民众鞠躬道歉。记者们并不买账,他们厉声逼问:“三号机组会不会堆芯熔解?!”藤本孝回答:“目前尚不清楚。”记者吼道:“把话说清楚了!到底会不会!”“别含混言辞!”

  虽然已经有人在核电站的救援行动中受伤甚至遇难,但民众仍目不转睛地直视政府的一举一动。质疑的声音笼罩在菅直人和他的内阁周围,从来不曾有过间断。因为按照日本《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的规定,即便在紧急状态下,首相也只能在透明公开并接受监督的情况下“有限集权”。

  王星宇对此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他说,日本法律规定“救灾并非是压倒性优先性的”,也就是说,即便是“救灾英雄”也要因小瑕疵而被批评。

  “民意的评头论足断然不会戛然而止。”王星宇说,未来之于菅直人政权同样要打个问号。